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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或每兩天，在幾乎固定的時間點，抽糞車擠進北京城里的胡同，尋找那個塞在墻根或一輛電動三輪下的圓形糞井。有大姐從公廁的門冒出個頭問，“之前那個小伙子呢？”“他請病假了。”工人說。有街坊補一句：“他腰椎間盤突出。”一只大狗直立起半身，在親昵地嗅抽糞車司機的手。

 

　　來抽糞的是頭發灰白的老師傅、30歲出頭的退伍軍人、戴著棒球帽畫著綠色眼影的年輕女人，或者從郊區密云坐兩個小時車進城打工的中年人。

 

　　百年里，從馬車、三輪車、一米多寬的581型抽糞車，再到現在寬3米承重近3噸的抽糞車。

 

　　胡同和糞便清運工人塑造了彼此：抽糞車量著胡同寬窄設計，居民的房子“恨不得量著車轱轆”蓋。北京東城區環衛中心時傳祥所一共有42個抽糞工人，他們多由于“穩定”和“習慣”做了抽糞工，就這樣，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和北京胡同生活綁在了一起。

 

　　胡同是“講情的地方”

 

　　付晨今年30出頭，干抽糞工有10年了，是時傳祥青年班班長，一次干活時，他聽到路過的男人對孩子說，“看見沒，不好好學習以后就干這個”。付晨說，“我這個也是退伍分配的。”“不會吧，退伍就分這個�。�”

 

　　實際上，在抽糞這件事上，機器留給人的部分已經不多了。一個抽糞工人抽干一個糞井里的3噸糞水只需要7-10分鐘，更多的時間，他們在挪車、騰路、和街坊打交道。

 

　　胡同狹窄，人均居住面積小，有的15平方米平房仍住著祖孫三代。電動車常順著胡同停上左右兩排，抽糞車塞不進去。電動三輪、汽車會壓在糞井上，而主人上班去了。有時，廢紙板、煤氣罐、破沙發也堆放在各家門口。誰家修房頂了，建筑垃圾就在地上堆成一片。狹窄的胡同再容不下一點爭吵了。

 

　　在這個單位，約定俗成的規矩是，不管發生什么，都不能和居民吵架。工人們遇到不少委屈。早上去抽糞，有人說機器聲太響，把人吵醒了。中午去，有人在吃飯：“哎呦怎么這點來��？臭不臭啊。”上學上班高峰期去，車在路口，四面馬上堵上了十輛電動車。有人沖著抽糞車跳著腳啐唾沫，司機一邊生氣，一邊直想笑。時間長了，工人們掌握了每條胡同的生活時間表，盡可能錯開麻煩。

 

　　三八女子抽糞班副班長陳穎說，自己是“讓老百姓給罵出來的”。抽糞的空間都沒有“那么痛快的”。最窄的地方，抽糞車兩邊的后視鏡都要折進去，盲開。陳穎記得一位曾住在李村胡同的老爺子，七八十歲了，擺了個攤在胡同修自行車，“說話特別艮(北京方言，指過于認真、沒有彈性)”。每次去抽糞，需要他挪開攤位，他都不配合。還說過“我就不給你挪，除非我死了。”陳穎只能“天天嬉皮笑臉哄大爺”，一天要花兩個小時在這耗，“好大爺，親大爺”。相處了一年，大爺才服軟了，“你看這丫頭老來”“嗨，得了，老來”。

 

　　那段時間付晨也跑那個工作段。有一次，這個大爺說抽糞車把地面壓壞了，找付晨要點水泥，付晨給端來了，結果大爺用這水泥在家門口壘了臺階，原本剛好能通過的抽糞車更難通行了，不免蹭掉了臺階上一角的水泥。大爺又拿這個說事。付晨又端來工具，幫他把臺階抹上。“人心都是肉長的。”那次之后，他們的關系微妙地好轉了。

 

　　后來那片胡同拆遷，老人搬走了，付晨還有點想他。“后來想想他也挺可憐的”，一個人住在胡同里，那么大年紀了還要修車。付晨覺得有的人“看見環衛工人好像挺來氣的”，他想或許是因為，有的在逼仄平房生活的老百姓，本身對生活工作有怨氣，只能找環衛工人抱怨。

 

　　三八女子抽糞班班長李萌剛工作幾個月時，被一個賣菜的大姐在胳膊上狠狠咬過一口，流了血，肉都翻開了。

 

　　那個菜的攤位剛好把井蓋蓋住，那個糞井是死井，一天不抽就可能會冒出來。但大姐不愿意挪開，擺出一副自己被欺負了的架勢，爭執中，叫李萌“屎殼郎”。這對李萌是巨大的沖擊，她沒想到別人是這么看自己的。一位買菜的奶奶幫她報了警。警察來了，協商讓大姐賠款1000元。大姐說，自己家里很困難，兒媳婦智力有問題。李萌看她拿出1000元都很難，就說算了。

 

　　后來，這樣的生活成了常態：不小心把街坊衣架搞斷了，找個鐵絲、繩子，第二天給拴上。晾曬在糞井上方的被子，要在作業時小心折起來，干完活再拉開。擋路的電動車，挪開后再一個個放回原位。街坊不愛聽“哎”，就把“叔叔大媽大爺”叫得勤點。胡同不是講理，是“講情的地方”。胡同里老年人多，“天長日久的”，軟化了。

 

　　即使經常見面，抽糞工人和街坊之間彼此也不知道姓名，留在記憶中的只有幾個代號，“劉大媽”“馬奶奶”“張大爺”。

 

　　李萌如今是二十大黨代表、“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但她的第一個榮譽讓她最難忘。那是2015年某一天，她接到一個電話，說她獲了“北京榜樣”稱號，讓她來電視臺領獎。李萌覺得“騙子吧”，反復說，“我沒有報名，怎么會得獎”。

 

　　對方說，“老百姓給你報上去，投票選出來的”。李萌這樣稀里糊涂去領了獎。

 

　　他們穩在了這個崗位上

 

　　如今，機器留給抽糞工人的活只剩這么幾步：用一根鐵棍把十幾斤的井蓋鉤開，從抽糞車拉出一根兩三米長、直徑50多公分的灰黑色橡膠管子，插進糞井2-3米深的糞水里。

 

　　在抽糞車的轟鳴聲中，工人喊幾嗓子，駕駛員老搭檔就默契地聽懂了，按下抽糞泵，糞管“簌簌”地往上吸。工人要做的，是抱或踩著管子，讓抽糞管上下左右晃動，以把漂在水上的糞抽得更干凈。

 

　　糞管有十幾斤，加壓并抽滿糞水時則有百斤重。管子放得深還是淺，怎么趁著加減壓的力道、用“巧勁兒”哈著腰去控制，是抽糞最難的部分。工作時間久，工人們多落下腰病，天一涼就腰疼。

 

　　最初的日子是難熬的。2013年，1981年出生的陳穎剛來這上班，因為不熟練，有次撤管子時糞便濺到額頭、口罩上，她第一反應是立刻要回隊里洗澡，“我得全身上下都要洗干凈了”。

 

　　12年前，21歲的李萌退伍來到這，第一天干活，把當天吃的早飯吐了出來。

 

　　干了11年的臨時工李雪云起初干活時倒沒覺得惡心，但晚上回家，看見飯就想到糞井里的畫面，第一周沒怎么吃下去飯。

 

　　59歲的朱敏冬卻覺得現在的工人“可真是享福了”。1983年他參加工作，抽糞車是581、130型汽車改造的，“傻大黑”，不好看，糞管上沒有現在的秤桿和搖臂，不能向抽糞車四個方向伸展，他們要抱著管子滿處跑。以前在抽糞車里，夏天熱，冬天灌冷風，車門“哐哐當當”關不牢，都用鐵絲拴著。

 

　　朱敏冬說，那時候他們看起來“跟叫花子似的”，一人只有一身藍色勞動布的工作服和一身棉衣，沒有換洗的。棉大衣上破著洞，棉花往外飛。干活時熱，衣服直接放在地上，干完活拿起來繼續穿。

 

　　1980年，他高中畢業，正趕上大批知青返城，工作難求，大批人在社會上游蕩。他干了3年臨時工，干冶金、建筑，后來好不容易才得到進抽糞班的機會。盡管從婚戀市場來看，抽糞工確實處于社會底層——找對象“起碼要是百貨商場、電子管廠、紡織廠的”，但他看重這個單位是“這全民(所有制)的”，很穩定。來了之后，他生怕犯錯誤丟工作，“沒這工作得干臨時工去”。

 

　　比起“為人民服務”“寧愿一人臟，換來萬家凈”的口號，實在的生存壓力把朱敏冬穩在了這個崗位上。他想的是，沒工作就沒飯吃，“你如果說我(當時)有什么遠大目標還，那是胡說八道。”

 

　　編制、穩定，也吸引著后來的年輕人。2012年，青年班班長付晨退伍時，面對郵政、鐵路等其他的分配機會，因為環衛有“穩定”的事業編而選擇了這里。他在云南邊境當了兩年兵，想離家近點，不想漂泊了，郵政和鐵路，總覺得要“四處亂竄似的”。

 

　　東城區環衛中心的時傳祥所只招北京人，單位里北京味兒濃。付晨從小在老北京胡同長大，現在結了婚，住在東五環外的樓房里。他沒有購房壓力，一個月七八千元工資夠花，他喜歡露營，前后花了4萬買裝備，周末在星光蟲鳴間拉個幕布看電影。

 

　　陳穎以前干過銷售，覺得這工作穩定，且比銷售有社會價值。干抽糞工不耽誤她愛美，幾乎每天上班她都化妝，隔幾個月還做次美甲。去年冬天她做過一次拉皮手術，曾包著一半的臉來抽糞。

 

　　李海英和陳艷明每天要從郊區密云坐2小時公交來上班，但還是覺得這比過去的工作輕松多了。她們來自密云農村。陳艷明說，地里的農活兒干起來是沒頭的，抽糞則是按時上下班。李海英在珠寶柜臺干過銷售、在服裝廠打過工，覺得抽糞工作壓力不太大，收入也可以。把固定的活干完，別的不用想。

 

　　朱敏冬堅信一條求職規律，“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范圍”，人要在自己的圈子里找工作，“進不去別人的圈子。”問起為什么沒考慮過送外賣，李海英說，“如果身邊有人送外賣，或許也會去送外賣，主要是身邊沒有。”

 

　　臨時工李雪云在孩子10歲后，經人介紹來了抽糞班，這是她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她干了11年，每月就拿3000多工資。

 

　　起初，娘家人不同意她干這個，覺得“不好聽”，但“什么事都是個習慣”，習慣了就能干下去。李雪云掛著銀色耳墜，花1500元紋了眼線，早上會認真給自己準備一份加了雞蛋、火腿、豆芽、青菜的炒米線。她把小熊、小兔子貼畫貼在常期跟的抽糞車上。

 

　　李雪云有種老北京混不吝的氣質，她覺得和密云過來的姐妹相比，她的手更軟，因為沒干過什么活。她每天把衛生紙疊得整整齊齊，壓進透明塑料袋、再放進環衛服的兜里。這是大大咧咧的她的一點小心思，她覺得接觸的東西臟，不愿意把紙直接揣兜里。

 

　　比起過去，抽糞已經不算很“臟”了

 

　　但比起過去，抽糞已經不算很“臟”了。

 

　　現在的廁所“把源頭掐了去味兒了”，糞井里的味道越來越小。朱敏冬年輕時，公共廁所是水泥砌的，沖水設備未普及，不少廁所連水管都沒有，糞便多用尿液沖下去，沒有水的稀釋，糞井里的糞便濃稠。“比漿糊都稠，那才叫糞吶！”

 

　　胡同越拆越少，一個工作段上的糞井從幾十個，降到了十幾個，工作量幾乎減半。30年前，朱敏冬在時傳祥青年班時，一個人要負責三四十個廁所，抽糞車每天要跑滿110公里。那時候的胡同又細又長、一栽進去就是幾公里出不來。現在這樣的連片胡同難尋，一百多米已經算深的了。

 

　　羅連江在東城區的公共廁所做保潔員十幾年，感覺廁所衛生要求越來越嚴，“不能有一點積糞”，他平時只有吃飯能進值班室坐著，要不斷進去清潔。不光擔心檢查，還擔心廁所使用者掃碼投訴。潔廁靈、84消毒液，各種清潔用品不斷順著馬桶流進糞井，壓住了部分異味。過去，殘疾人如廁位雖然有，但很隨意，現在越來越正規。公共廁所地面從水泥改為防滑的水磨石。過去很多廁所是一排蹲坑，后來加上了隔板，然后隔板前面又安上了門。

 

　　30年過去，為減少糞管堵塞，抽糞管從直徑30厘米拓寬到50多厘米，進入廁所的東西卻“相當細化了”。朱敏冬剛工作時，拉開糞井，能看見白菜疙瘩、爛魚頭、雞腦袋，還有當手紙用的報紙。那時候下水系統不完善，老百姓什么都往廁所倒。于是，抽糞管經常被堵住，要用鉤子拉、用手掏�，F在，糞井里盡管仍有衛生紙、衛生巾、礦泉水瓶，但固體垃圾已經大大減少。

 

　　在東城環衛中心時傳祥所，單位的車10年報廢一批，朱敏冬開報廢了3批，明年他就要退休了。

 

　　他見證了最后一代背糞工人的消失。那時他20多歲，胡同里還有約10%的部分家庭在使用戶廁，這樣的戶廁多是旱廁，在深宅大院里，車進不去。于是單位還有四五個老師傅在干掏糞、背糞的活，騎著三輪車，背個帶半蓋的黑色高糞桶，拿個勺子像舀水一樣把糞挖進桶里，背在肩上，騎著三輪轉悠出來，把糞倒在糞井里。那樣的廁所里，陽光暴曬下糞便發酵，有有害氣體，蛆蟲和老鼠到處爬。老師傅們一個月多拿30塊錢補貼。

 

　　隨著胡同宅子里戶廁的消失，背糞工人在東城環衛中心也消失不見了。

 

　　胡同變了，廁所變了，工作還會再變嗎

 

　　在更大的范圍里，朱敏冬也覺得“什么都變了。”他剛工作時，北京二環外都是菜地。他跟著抽糞車，把從前門地區胡同糞井拉出的糞，卸到二環外農民菜地的糞坑里，農民要花錢買。

 

　　后來，城市一圈一圈變大，卸糞的菜地越來越遠了，從二環到四環，再到大興。那時候，抽糞工人處于城市里的底層，找對象難，但站在菜地前的糞坑邊，會有人打聽“小伙子，找對象了嗎？”他們那一代人抽糞工人，不少和農民家的姑娘結了婚。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抽糞車的目的地從農村變成了城里垃圾處理廠。那時候車少，路窄，路面不是柏油，而是灰土或砂石的，一下雨，市區也泥濘不堪，“不像現在，黃土不露天”。雖然路上車少，但由于路況車況限制，當時的抽糞車最多只能開到60邁。

 

　　朱敏冬最忙的是新世紀交替時的幾年，他從抽糞班到了三產辦公室，參與創收。他們公布了熱線，向市民提供改造廁所、修化糞池等有償服務。那時候的老崇文區，“就像一大工地”，到處都在拆建。根據甲方的需求，他們把后轎式糞坑改成化糞池、把廁所路面鋪上瓷磚、增加廁所坑位、改造蹲便器。

 

　　朱敏冬是胡同里長大的，他懷念過去的生活，“那時候多好啊，其樂融融”。他們家的平房在上世紀80年代末拆遷，上世紀90年代初建成了北京游樂園，他的家就在游樂園的大摩天輪底下。后來游樂園拆了，建成龍潭湖公園，放進去時傳祥紀念館。這時他已經搬到了六環外。

 

　　過去在胡同里，晚上睡覺前，大人要沖著院子喊一嗓子，“孩子指不定在哪個爺爺奶奶屋呢”。那時候，家家炒一個菜能吃上5個，人們也特意把菜做得多些。街坊會吵架，但多是因為孩子鬧矛盾，說幾句好聽話就過去了，“不記仇”。那時候的菜不用化肥，味道濃，自己家過年切根黃瓜，一個院都能聞見。“你說社會進步了嗎。”朱敏冬覺得社會的人情味越來越淡。

 

　　付晨也覺得現在的北京沒有“北京味兒”了，“北京人都不知道去哪了。”他理解的北京味兒，是《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生活氣息，是胡同里見面打交道寒暄的一套對話，“干嘛呢您”“吃了沒您”。

 

　　今年，羅連江患了腦梗，住院了兩周，換來一個難得的假期。從醫院出來，他專門跑到永外一片胡同，找過去住在公共廁所門口的一家人。他以前在這個廁所做保潔，他和這家“開20路的哥們兒”已經3年沒見了。他發現那片胡同不少房屋已經圍了起來，走進那個院子，他得知自己的老朋友，被他稱為“那誰”的人，已經搬到大紅門附近。至今他們也不知道彼此叫什么。

 

　　李萌家里還住著三合院，但這片胡同也與過去大大不同了。過去在街邊站成一排聊天的老人，現在有的已經不在了。小時候她站在院子里，能看到北京站的城樓，聽見鴿哨�，F在高樓大廈把城樓擋住了，聲音也消失不見。

 

　　馬上要退休了，目睹過太多變化的朱敏冬總跟身邊年輕同事說，“你現在在這單位干這抽糞工，換個單位有飯吃嗎？”

 

　　他覺得會有一天，行業也會變，化糞池能實現自動化的糞便處理，“誰還用你抽糞？你不就下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