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迷霧，讓工傷認定回歸本質
作者：偵探調查
時間：2022-11-17 10:44
當前勞動關系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趨勢，給工傷認定帶來新課題。專家表示——
【工傷認定如何“新題新解”⑥】穿透迷霧，讓工傷認定回歸本質
本報記者 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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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工人日報》聚焦當下工傷認定出現的新課題、新挑戰(zhàn)推出系列報道。專家表示，在正視當前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趨勢的同時，要回歸工傷認定的本質，這是當下工傷認定新課題的解題思路。
外賣騎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家屬認為外賣平臺未盡到必要的救助義務，訴至法院。11月11日，北京市朝陽區(qū)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在此次事故中，外賣平臺運營方公司、雇傭公司均有過錯，判決兩家公司賠償150余萬元。
這一案件再次引發(fā)社會對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發(fā)生意外后的賠償問題的關注。由于在勞動、勞務關系等的認定上有別于傳統(tǒng)行業(yè)，加上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等方面存在靈活性，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在工作中遭遇傷害要認定工傷面臨困難。此外，居家辦公、云辦公打破了線下坐班的傳統(tǒng)時空限制。這些新情況、新特點、新趨勢，都給當下工傷認定帶來新課題。
多位專家對《工人日報》記者表示，工傷認定要考慮當下出現的新情況，與此同時，要回歸工傷認定的本質，這是根本性解題思路。
工傷的認定標準變得不確定
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范圍看來，在新就業(yè)形態(tài)中，工作時間更具彈性，工作任務由員工自主決定，工作地點更加開放，工傷認定的“三工”要素存在靈活性，這導致認定工傷的判斷標準變得不確定。
由此還可能帶來舉證責任的分配調整。“在傳統(tǒng)的工傷認定中，主要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但是在新就業(yè)形態(tài)中，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控制形態(tài)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可能需要重新調整舉證責任的分配，即由勞動者承擔主要的舉證責任，用人單位承擔輔助性的舉證責任。”范圍說，“此外，工傷認定申請的方式也可能隨之改變，要適應數字化時代的特點進行調整。”
外賣小哥因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如何證明“上下班途中”？網約車司機的“服務時間”怎么算？貨車司機家在車上，活兒在路上，發(fā)生傷害咋認定？
“新技術一方面帶來了工作時間、工作場所混同的情況，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界定的可能性。”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兼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院長沈建峰說，“比如，‘小哥’是不是在上下班途中，哪個時間節(jié)點算進入工作時間，這些將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有所區(qū)隔。”
居家辦公、云辦公等的出現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界限，在已有的司法判例中，“家”被認定為“新職場”。“新的辦公形式下，還能不能卡在原來的‘三工’要素上？”沈建峰表示，“理論界有一種提法是回歸‘因果關系’。即雖然不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但只要有一定‘工作關系’，并將其具象化，由此可弱化原有的‘三工’認定要素。”
“在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勞動過程的控制，原則上是以工作任務為核心元素，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為補充。”范圍說，“居家辦公、云辦公等情況仍然是遵循上述邏輯，以審核工作任務為工傷認定的核心元素。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應該根據事實去認定上述情況。”
確立身份是劃分責任的前提
“界定‘三工’只是技術性問題，確認‘關系’才是前提性問題。”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常凱強調，“這涉及勞動者基本身份和基本權利的認可問題。”
“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工作時間是自由的，工作地點可以選擇，工作內容上可以選擇是否接單。關鍵就在于，只要接單，進入了勞動過程中，就存在從屬關系。”常凱指出，“但現在的問題是平臺層層轉包，否認勞動關系。”
在朝陽區(qū)人民法院審理的上述案件中，騎手劉某某于2021年5月19日凌晨0時43分至1時16分，接了四單配送任務，第一單配送成功后發(fā)病倒在路邊。
該案涉及三方被告公司，分別是外賣平臺、上海的平臺運營方公司，以及與平臺運營方公司簽訂《外包服務合作協(xié)議》的江西某信息技術公司。劉某某在外賣平臺注冊，相關配送業(yè)務則由江西某信息技術公司負責。
“多雇主化甚至去雇主化，讓勞動者找不到雇主了，而確認勞動者身份是劃分責任義務的前提。”常凱說。
全國律協(xié)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專業(yè)委員會委員、浙江智仁律師事務所執(zhí)行主任黃新發(fā)認為，難點不在于“三工”要素的認定，而在于完善的職業(yè)傷害保障體系的構建。
在平臺經濟發(fā)達的浙江省，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的職業(yè)傷害保障工作正在推進。黃新發(fā)參加了浙江省人大關于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職業(yè)傷害保障的調研，他介紹，在浙江，平臺企業(yè)按照《浙江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規(guī)定，為勞動者提供單險種參加工傷保險的路徑。黃新發(fā)認為，在勞動關系認定不明晰的情況下，該舉措是往前邁了一步。
常凱建議，在勞動合同法的修訂過程中，增加一類合同形式，即平臺雇傭的勞動合同。在尚未修法之前，也可以參照現有法律規(guī)定，由平臺作為直接雇主或與分包公司作為共同雇主，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
在上述外賣騎手猝死案中，法院判決確認信息技術公司與劉某某符合雇傭關系的特征，該信息技術公司作為雇主，應當積極履行用工主體責任。對此，常凱認為，這具有積極意義。他同時指出，平臺用工的性質、特征，以及各方責任等基本問題，尚需進一步厘清。
回歸工傷認定的本質才是解題思路
“技術性問題要解決，但重要的是回歸工傷認定的本質。”常凱指出，“在承認當前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勞動形式變了，但‘勞動’的本質沒變。”
在常凱看來，回歸工傷認定的本質，是當下工傷認定新課題的解題思路。我國勞動法治的發(fā)展方向，應該是要擴大而非縮小保護對象。平臺勞動者中具有人身從屬性和經濟從屬性的，理應受到勞動法律的全面保護。
常凱認為，居家辦公等情況下的工傷認定新問題同樣適用這種思路。
“把在家加班視作‘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的延伸，實際上并不是擴大解釋，是對法律條文的正確理解。”常凱說，“關鍵在于勞動者能否提供證據，證明事故發(fā)生時勞動者在完成工作任務。”
“司法機關要關注到工傷本質性的內容，去解釋現行法律中的‘三工’標準，一定程度上能應對當前的變化。”沈建峰表示。
“無論時代怎么變化，只要生產作為社會關系運行的主要一環(huán)以及社會價值產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工傷認定及其保障措施最根本的邏輯就是社會風險分擔，使得社會生產能夠高效、有序地進行。”范圍說，“因此，在新的用工形式下，工傷作為社會風險仍然存在，那就必然要考慮風險的預防和保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