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寧回國背后，頂尖醫學科學院該如何建？
作者：偵探調查
時間：2022-12-02 11:16
11月1日召開的“2022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上，知名結構生物學家顏寧宣布，她將辭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一職回國，創建深圳醫院科學院(以下簡稱“深圳醫科院”)。
伴隨著這一官宣，顏寧提到的醫學科學院隨之被推至大眾視野。深圳醫科院是一所集科研、轉化、學生培養、經費資助等若干功能于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英文簡稱“SMART”。
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筠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深圳醫科院的建設背后涉及很多決策，顏寧后續會擔任醫科院院長，目前相關手續仍在辦理中，還未正式任命。”
深圳醫科院新在哪？
深圳醫科院建設的籌劃在三四年前就已開始。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和實施綜合改革試點的文件提出，支持深圳建設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去年3月，深圳市政府印發的《深圳醫學科學院建設方案》提出，到本世紀中葉，深圳醫科院將成為全球著名醫學研究機構。
深圳醫科院亮點在于“全新機制”。“與傳統醫科院相比，深圳醫科院不僅是一個單純研究機構，它的更核心功能是承擔政府賦予的醫學科技研究方面的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去年4月，深圳市衛健委科教處處長周麗萍公開表示。醫學科學院建設思路是使其成為一個樞紐型科研機構，將政府政策、公眾健康需求、科學家研究興趣和產業需求銜接起來。
顏寧在11月1日的演講中提到，“基礎研究與藥和醫密不可分”。從病床到實驗室，到制藥公司，再回到病床，打通這個端到端的聯系，正是深圳醫科院的重要使命。
“以往對醫學健康范疇的認知需要轉變。‘單打獨斗’是傳統醫學研究方式，‘醫學+其他學科’的醫科院模式需要被開啟。”蘇州大學原校長、從事分子免疫學和病毒學研究的熊思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國內醫學科學近10年發展迅速，體量增長也很快，但這還遠遠不夠。在他看來，現代醫學已不僅是醫學問題，需要工程、數學、材料等多個學科的知識整合。“mRNA疫苗研制成功的關鍵不是醫學上的突破，而是材料科學領域的突破，因為研究人員找到了能包裹和保護mRNA不被降解的脂質納米顆粒(LNP)。”他舉例說。
醫院主要職責是“醫”，醫學院主要是“教”，醫學科學院是“研”。熊思東說，“過去集齊幾只小白鼠、一個實驗臺、幾架顯微鏡便可開展醫學科學研究。現在醫學研究需要大的研究隊列和大數據支撐，甚至人工智能參與。”
熊思東分析說，因為人口基數大、患病人數多，中國的轉化醫學有自身優勢。但大量數據只是為轉化醫學提供可能，并不等于具備相應轉化醫學研究能力。早期轉化醫學是“bed to the lab”，即病床到實驗室的研究。如今，轉化醫學研究能力應是雙向的，還應具備將基礎研究的重大成果轉化成治病防病的具體策略。
據媒體報道，國內的醫學研究成果普遍遇到“轉化難”的問題，大量研究成果無法變為實際產品或者方案，制約“轉化率”的環節包括開展臨床試驗的機構不多、能力不足，對新技術監管政策滯后，新技術應用定價難，新藥、新技術能否納入醫保等。
深圳醫科院將針對研究轉化瓶頸建立“ 1＋N＋X”的臨床研究及轉化協同創新體，并且還將建設國際化高水平轉化醫學中心。這其中，包括建設一所300張床位的高水平國際化臨床研究醫院。深圳醫科院科研人員被允許“技術入股”，此外，深圳醫科院還將通過投資，“入股”轉化企業，逐步從單一科技研發向科研產業混合體過渡。
原上海衛計委科技教育處處長張勘2015年在一篇文章中談及上海醫科院建設的阻力和難點。在他看來，建立上海醫科院會涉及機構撤并、管理層級扁平化設計、調整不合理或落后的知識結構、更新管理觀念等挑戰。
“上海醫科院旨在突破條塊分割、各自為政的格局，強化行業管理，統籌市級財政對衛生的科技投入，多樣化吸納社會資本的投入，被觸及到利益和權力的其他部門往往會采取抵制和不合作的態度來維持原狀。”張勘在文章中提到。深圳一名不愿具名的三甲醫院主任醫師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些也是國內醫科院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共性問題。
深圳醫科院顛覆以往醫科院的“老規矩”，實行不定編制、不定級別、市場化薪酬、社會化用人。理事會是深圳醫科院的決策機構；院長是深圳醫科院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會聘任，實行任期制。
顏寧宣布加盟后，網上隨即傳出其回國的“真實原因”是人工智能會使結構生物學家“失業”。11月11日，顏寧在其個人微博發長文回應稱，“AlphaFold在我們過去解析的諸多結構的基礎上，去年的預測達到了我們2017年的水平；今年依舊停留在我們2017年的水平(這里僅針對Nav/Cav)。在與專門做結構預測的AI團隊合作，他們做預測，我們做實驗，測試新型小分子與蛋白的相互作用，迄今為止預測無一正確。”AlphaFold是預測蛋白質結構的人工智能平臺。
顏寧稱，真正的研究者都樂于擁抱技術進步，善用各種技術去探尋、解答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事實上，我期待AI越來越強大，那我們真可以正兒八經從化學角度研究生命起源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深圳市政府“先招人，后蓋樓”有先見之明。如果先蓋樓，后招人，沒有人才，醫科院也會猶如“空中樓閣”一般成了擺設，毫無實用價值。
深圳建醫科院，挑戰幾何？
過去10年，深圳人口增加近七成，中青年人口比例遠高于全國水平。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齡32.5歲。
人口紅利極大促進了深圳經濟發展。10月29日，深圳市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3季度深圳地區生產總值超2萬億元，在廣東省位列首位。相比亮眼的經濟實力，深圳的醫療資源卻相對薄弱。
根據國家衛健委及北上廣深四地衛健委的數據，截至2019年，北京市三甲醫院數量為58家。目前，上海和廣州兩地三甲醫院數量分別為35家和39家，深圳共有三甲醫院32家，其中坪山區為兩家。
依據深圳市人民政府印發的《深圳醫學科學院建設方案》，深圳醫科院選址坪山區，按照“邊建設，邊運行”模式推進。
11月2日，有網友通過人民網領導留言板咨詢，深圳醫科院是繼續在坪山范圍內選址，還是說選址范圍擴大至其他區？深圳市衛健委11月17日回復稱，目前深圳醫科院正在籌建中，將結合深圳城市建設及發展規劃，在全市多點布局。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則表示，坪山區非常重視該項目的相關工作，有關項目進展情況及有關信息請以官方媒體發布為準。
據深圳市衛健委數據，截至2022年7月31日，深圳市共有6.3萬余名醫生，其中執業醫師5.9萬余人，助理醫師3400余人，相較北京的超過10萬名醫生、上海的將近7.5萬名醫生仍有差距。
為提升醫療水平，深圳市2014年曾推出以“名醫(名科)、名院、名診所”為重點的“三名工程”，通過引進在國際、國內有影響力的高層次醫學團隊，優化醫療衛生人才結構。目前，福田區引進和培育名醫(名科)91個，羅湖區39個，其余各區不足23個。“深圳現有醫療機構對提升當地醫療水平起到很大作用，比如深圳大學的附屬醫院、中國醫科院在深圳設的幾所研究機構等。”熊思東說。
“深圳的醫療底蘊相對較淺，醫療人才相對匱乏。”前述深圳某三甲醫院主任醫師表示，近些年，深圳從外地大批引進醫學專家、建設新醫院，整體診療水平在提高。不過，引入和新建的醫療資源都需要經過時間積淀。出于大規模成型醫教研融合團隊難以短期構建、深圳房價高等原因，引進高級醫療人才越來越難。
深圳本土第一家醫學院——深圳大學醫學院成立于2008年，四年多后，深圳大學醫學部正式成立。前述三甲醫院主任醫師表示，深圳專業的醫學院相對較少，一般醫院的醫生很少做科研和教學，大部分都只進行診療工作。
據深圳大學醫學部官網今年3月份披露數據顯示，醫學部2021年招生155人，2022年預計招生達200人。“深大醫學院每年招生規模并不大，每個科室或醫學專業很難形成大型醫、教、研結合的隊伍。”前述醫生說。
北京一名高校的醫學研究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深圳是個年輕的城市。一方面，年輕人患病人數少，長期慢性疾病人群占比不高，醫療需求與北上廣存在差異；另一方面，距離不遠的廣州市擁有豐富的醫療資源，部分人會選擇去廣州治療，深圳本地醫療供給端隨之被抑制。
“國內具備醫教研全面發展能力的醫學科學家十分稀缺。”前述主任醫師表示，深圳醫科院建成后，能聯合深圳各大醫院，培養更優秀的醫學科學家，促進醫科院、高校醫學部、醫院三方聯動，真正促進中國生物制藥、醫療器械的發展。從這個維度上看，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前述北京醫學研究人員表示，醫學是以臨床應用為導向的實踐學科，顏寧的主攻方向是結構生物學，想要管理好一所醫學科學院面臨著挑戰。
不應跟風式建設
繼中國醫科院之后，近一二十年，國內多個省份都陸續成立了醫科院，包括2007年由安徽省醫學科學研究所更名的安徽省醫科院、2008年成立的廣東省醫科院、2019年2月成立的山東省醫科院等。
“國內共有各類醫學科學院19所，其中國家級3所，地方級16所。”張勘在2015年發表的文中指出，醫科院主要分三類，一類是以中國醫科院、廣東省醫科院為代表的“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管理模式的醫科院；一類是以山東省醫科院為代表的獨立機構；還有一類是多掛靠于醫院或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附設機構，一般以區級醫科院為主。
中國醫科院成立于1956年，1957年協和醫學院被并入其中，現有19個研究所、6家附屬醫院、9個學院、106個院外研發機構。“中國醫科院得以發展起來主要是其將醫院治療、醫學教學、科研三塊同時推進，相互融合，資源整合較為合理。”前述深圳三甲醫院主任醫師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現階段國內除了中國醫學科學院及少數省級醫科院，很多醫科院并未真正做大做強。”該醫生分析。
事實上，建一所醫學科學院花費不菲。
9月29日，廣東梅州市醫學科學院大樓建設項目啟動，總面積約11萬平方米的大樓，總投資8.65億元。這是全國首個地級市醫學科學院，大樓主要功能布局為科研實驗、門急診、醫技檢查、檢驗中心、體檢中心等。
深圳醫科院的建設資金主要來自政府專項資助、社會資助以及轉化收益。據深圳市衛健委今年5月發布的《2022年深圳醫學科學院(籌)部門預算》顯示，2022年深圳醫科院籌備階段預算收入2918萬元，超九成為政府預算撥款；預算支出2918萬元，其中醫療服務類支出1040萬元，主要用于醫科院籌建調研論證、項目評估、公共平臺建設等，相比去年增加超八成。
不僅建設成本昂貴，醫科院的運營成本也很昂貴。2021年發布在《山東教育》期刊的文章提到，山東省醫科院每年投入近1億元，通過在國際知名期刊刊登招聘信息、赴海外召開引才引智懇談會、舉辦國際青年學者論壇等方式吸引人才。
熊思東說，正因為醫科院建設和運營成本都很高，盡管有必要建立醫科院，但各個地方也應該保持頭腦冷靜，不能跟風式建設。“如果所有地方都去建設千篇一律的醫科院，這件事也就失去了原有意義。”他說。
張勘在前述文章中指出，很多時候這里投筆錢建了技術平臺，其他部門又投筆錢建了個類似實驗室。同一課題今天在這一部門申請獲得一筆基金資助，明天換湯不換藥，類似課題又到其他部門申請一項經費支持。各部門間缺乏有效溝通，造成資源重復投入，最終研究成果必然缺乏原始創新性和競爭力。
張勘在文中給出了建設上海醫科院的建議，對上海現有醫學研究機構評估與遴選，對評估結果較好的研究所，考慮入選上海醫科院，給予一定投入。每5年對醫學研究機構評估一次，運行較好、產出較多的繼續或新納入上海醫科院，運行較差、產出較少的則退出上海醫科院。
國外醫學研究機構組織模式總體有兩類，一類是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法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為代表的國家級研究機構，研究開發資金按比例分別資助院內與院外研究；另一類為以英國醫學研究基金管理委員會為代表的研究委員會，一般沒有直屬的實體研究機構，所有研究與發展資金面向全國專業研究機構。
深圳官方的對外宣稱中，多次稱深圳醫科院要對標NIH等全球領先的醫學科學院。NIH是世界上最大的醫學研究機構之一。
NIH由27個不同生物醫學學科的獨立研究所和中心組成。2018年2月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一項研究發現，從2010年到2016年，NIH的資金直接或間接幫助開發了所有210種FDA批準的藥物的藥物或藥物靶點。NIH在2018年的373億美元預算中，約有81%用于院外項目，資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所大學、醫學院和研究機構。
國內傳統醫科院通常僅有院內項目，經費僅面向本院科研人員。深圳醫科院將仿效NIH，同時設立院內、院外項目，院外項目通過“招標制”“懸賞制”“賽馬制”等多種方式，向粵港澳大灣區、全國甚至及全球開放，資助院外機構或學者開展研究或跨領域間的合作研究。
熊思東說，盡管NIH有許多直接借鑒之處，但現實經驗表明，單純的復制拷貝沒有前途，必須要結合中國國情，圍繞自身臨床需求建設醫科院，才能走得久遠。
“另起爐灶或完全照搬國外醫科院模式，都不可取。”熊思東認為，醫科院的建設涉及人才結構、本土醫療資源、政策導向等多種因素，各地差異度很大，要充分了解當地醫療需求，因地制宜建設醫科院。“有些醫療基礎比較弱的地方購買動輒上億元一臺的天價醫療設備，結果發現連基本運行儀器的技術人員都沒有。這些醫療設備變成擺在櫥窗里的展示品，難以發揮應有作用。”他說。
在熊思東看來，隨著全國醫科院的逐步鋪開和完善，以前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會被逐步取代，以重大臨床需求問題為導向的有針對性、有組織的醫學科學研究會成為主流形式。“搭建平臺、提供醫療服務只是醫科院的職能之一。希望未來的醫科院能成為一個‘沒有圍墻的大院’，不僅容納醫學，也吸納理工科等多學科的人才，而不是變成一個孵化器或服務中心。”熊思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