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中心

 

　　記者從近期召開的《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COP14)全球遷飛區水鳥棲息地保護論壇上了解到，由于土地利用轉變為農業或水產養殖，加之城市化、外來物種入侵、人類活動干擾以及非法狩獵、污染和氣候變化等，全球候鳥的棲息地面積正不斷喪失，質量在不斷下降。因此，通過采取一致行動、推動國際交流合作、建立保護網絡來共同保護候鳥遷飛通道，成為中外與會代表的共識。

 

　　連接全球候鳥的生命線

 

　　全球9條主要候鳥遷飛通道中，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通道是最繁忙的候鳥生命線。在北起俄羅斯遠東和美國阿拉斯加地區，向南經過東亞和東南亞，直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廣大地理區域內，約210種超過5000多萬只候鳥將沿線22個國家連接在一起。“一旦某個地區的棲息地出現保護缺失，就可能讓遷飛通道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作出的努力付諸東流。”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秘書長武明錄說。

 

　　前不久，一只斑尾塍鷸從美國阿拉斯加出發，在連續無休地振翅11天零1個小時、飛行13500多公里后，降落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打破了陸地鳥類連續飛行最遠距離的紀錄。明年春天，“飛行冠軍”和它的同伴們在返回北半球繁殖地的途中，預計會繞行太平洋西岸，在中國的鴨綠江口濕地獲得充足的停歇補給后，繼續返回阿拉斯加。

 

　　然而，對于許多候鳥來說，漫漫遷徙路并非一帆風順。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通道上受威脅的候鳥比例遠遠高于其他8條通道，接近1/3的水鳥種群數量正在持續下降。全球極危物種勺嘴鷸僅存800只左右，全球極危物種白鶴的3條傳統遷徙路徑幾乎僅剩東部1條，90%的白鶴在中國鄱陽湖越冬。

 

　　“氣候變化是當前各候鳥遷飛通道面臨的共同威脅。”國際《濕地公約》科學技術委員會主席、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自然保護學院教授雷光春向記者道出了自己的擔憂：“氣候變化引發的棲息地和食物資源不確定性，將會導致全球候鳥生活史紊亂，進而打亂物候或遷徙規律的耦合關系，對物種的生存產生致命威脅。”

 

　　“此外，棲息地的破壞、污染、圍墾、人為干擾等因素，也會給遷徙候鳥帶來重大影響。”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伙伴關系協定秘書處首席執行官杜格·沃特金斯(Doug Watkins)補充道。

 

　　國際鳥盟亞洲區主任維納亞甘·達爾馬拉加(Vinayagan Dharmarajah)坦言，非法狩獵在部分遷飛通道沿線國家依然存在，應加強立法保障，支持和鼓勵當地社區居民參與候鳥及棲息地保護。

 

　　在西半球水鳥保護網絡執行主任羅伯·克萊(Rob P. Clay)看來，為推動包括保護區、當地社區和國家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采取一致行動，投資和協調工作必不可少。

 

　　候鳥遷飛通道保護的中國實踐

 

　　中國處于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通道的關鍵區段：雁鴨類主要在長江中下游越冬；鸻鷸類在東南亞和大洋洲越冬，但是要在中國停歇；中國的北方地區、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中下游，則是部分水鳥的繁殖地。“中國候鳥棲息地保護狀況，決定了整個候鳥遷飛通道保護的成敗。”雷光春說。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候鳥棲息地的保護，目前已建立起較為完整的保護體系。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濕地管理司二級巡視員楊鋒偉介紹，中國已指定64處國際重要濕地，認定29處國家重要濕地和1021處省級重要濕地，建設2200余處濕地類型自然保護地和為數眾多的濕地保護小區，幾乎涵蓋候鳥遷飛通道上的所有關鍵節點。此外，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作為一個系列，正在分期申報世界自然遺產。

 

　　在雷光春看來，無論是各種類型的濕地保護行動計劃、濕地保護工程規劃、濕地保護修復制度方案、濱海濕地保護相關政策，還是今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濕地保護法》《全國濕地保護規劃(2022—2030年)》，以及兩部委的《關于加強濱海濕地保護 嚴格管控圍填海的通知》等，都為候鳥棲息地保護提供了強有力保障。

 

　　得益于中國的大力保護，許多珍稀瀕危候鳥種群數量得以增長。COP14全球遷飛區水鳥棲息地保護論壇發布的《中國水鳥十佳保護案例》顯示，黑臉琵鷺從20世紀80年代的300只，增加到現在的6000只左右；20世紀90年代至今，黑頸鶴從5000余只增至1.5萬余只，東方白鸛從3000只增至近1萬只……“這些物種正逐步擺脫瀕危狀態，為未來全球候鳥保護帶來希望。”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正旺評價道。

 

　　全球協同注入行動力量

 

　　為應對共同的挑戰和威脅，開展國際合作至關重要。

 

　　“候鳥無國界，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僅靠自身努力就可以保護好它們。”濕地國際總裁珍妮·瑪德維克(Jane Madgwick)認為，首先應當制定明確的行動目標，識別那些亟須恢復到良好狀態并發揮功能的棲息地。

 

　　作為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通道上重要的物種類群，幾乎所有鶴類都具有遷徙習性，但中途停歇地較多，沿線棲息地狀況亟待摸清。國際鶴類基金會副總裁斯派克·米林頓(Spike Millington)建議，可通過衛星跟蹤和地面調查，發現候鳥棲息地的選擇和變化，進而識別重點保護地區和保護空缺。近年來，通過監測在蒙古國繁殖地佩戴衛星跟蹤器的白枕鶴，科研人員發現它們在前往鄱陽湖越冬地之前停歇時間最久的中轉站，已由渤海灣轉移到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閃電河流域——該發現為接下來調整保護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據。

 

　　接下來，還需要在重點地區開展有針對性的聯合保護行動。近年來，中國通過開展國際合作，不僅積極借助全球力量保護候鳥棲息地，還努力為候鳥保護貢獻中國力量。例如，勺嘴鷸在俄羅斯的楚科奇地區繁殖，在中國的黃渤海區域停歇換羽，在中國的南部和緬甸、孟加拉國等地越冬。“從2020年開始，中國科研團隊參與到緬甸的勺嘴鷸保護工作中，支持當地的監測調查和社區能力建設。”紅樹林基金會高級經理陳慶告訴記者。

 

　　《非洲-歐亞遷徙水鳥保護協定》項目管理專員謝爾蓋·得熱列夫(Sergey Dereliev)提到，1999年正式生效的這一保護協定，已經覆蓋119個國家和地區，為區域協同保護遷飛通道樹立了榜樣。放眼全球，建立一個全球性跨遷飛通道的網絡成為各方共識。濕地國際高級顧問泰吉·蒙克(Taej Mundkur)認為，全球網絡的建立將有助于分享相關知識和經驗，實現各候鳥遷飛通道間的協同增效。

 

　　中國在協同保護候鳥遷飛通道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為了讓這些棲息地間互聯互通，形成保護合力，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林草調查規劃院攜手多家機構，共同發起建立“中國候鳥遷飛通道保護網絡”。據悉，未來將通過資金和技術支持，加強對中國中東部地區重要濕地的管理，守護包括36種受威脅水鳥在內的5000多萬只候鳥的遷飛通道。

 

　　“需要強調的是，候鳥遷飛通道保護網不只是保護，而且要讓‘保護候鳥及其棲息地’成為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雷光春據此建議，幫助相關社區開展生態旅游、觀鳥產業等多種替代生計，因為“只有社區發展有了可持續性，候鳥棲息地才能保持健康穩定，我們的保護事業才會更有希望”。